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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論我國刑事公訴案件卷宗移送制度
• 2、刑事訴訟嫌疑人有認罪認罰的態度,他有沒有可能少判刑?
• 3、刑事訴訟法修正案草案說明(2012年)
• 4、中國近代法制發展史——從皇權到人權的演變
• 5、《析制約我國刑事辯護制度發展的因素》寫法建議

論我國刑事公訴案件卷宗移送制度

1、我國原刑事訴訟法采用的全部卷宗移送方式因易導致法官預斷而致庭審流于形式，在刑事訴訟法修改時遭到廢棄。新刑事訴訟法采用的部分卷宗移送主義因其改革的不徹底性又產生了種種弊端。部分學者因之提出了借鑒“起訴狀一本主義”改革我國卷宗移送方式的思路。

2、移送審查起訴的相關規定是公安機關對于已經偵查終結的案件應當做到犯罪事實清楚，證據充分，確實，并要寫出起訴意見書，連同案卷的材料，證據等一并移交到人民檢察院的公訴科，所以，公訴科是接收公安機關移送審查起訴的案件的，最終是由公訴科直接提起訴訟的。

3、刑訴法 案件移送，我國 刑事訴訟法 規定，法院對于案件事實不清或者 證據 不足的案件，應當移送人民檢察院進行補充偵查，移送時應當將全部材料一并移送，檢察院對于移送案件應當在一個月以內做出決定，對于重大案件可以延長半個月，補充偵查完畢移送法院。

刑事訴訟嫌疑人有認罪認罰的態度,他有沒有可能少判刑?

刑事訴訟時，檢察院做出初步判決意見后，就會問犯罪嫌疑人是否認罪認罰。如果認罪認罰就少判幾年，如果不認可檢察院的判決意見，就多判幾年。這種做法符合哪些法律規定呢？認罪認罰是可以減輕刑罰的。

認罪認罰量刑會減少，減刑的幅度是判刑年限的10%到30%。對于具有法定減輕處罰情節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認罪認罰的，根據犯罪的性質、情節和對社會的危害程度，應當減輕處罰；對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認罪認罰的，不具有法定減輕處罰情節的，應當在法定量刑幅度以內從輕處罰。

對于被告人認罪認罰的，綜合考慮其犯罪的性質、罪行的輕重、認罪認罰的階段、程度、價值、悔罪表現等情況，可以減少基準刑的30%以下；具有自首、重大坦白、退贓退賠、賠償諒解、刑事和解等情節的，可以減少基準刑的60%以下。

對于具有法定減輕處罰情節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認罪認罰的，根據犯罪的性質、情節和對社會的危害程度，應當減輕處罰；對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認罪認罰的，不具有法定減輕處罰情節的，應當在法定量刑幅度以內從輕處罰。

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沒有適用罪名和可能判處刑罰的限定，所有刑事案件都可以適用，不能因罪輕、罪重或者罪名特殊等原因而剝奪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認罪認罰獲得從寬處理的機會。但“可以”適用不是一律適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認罪認罰后是否從寬，由司法機關根據案件具體情況決定。

刑事訴訟法修正案草案說明(2012年)

1、刑事訴訟法修正案草案，旨在深化司法改革，加強懲罰犯罪與保護人民權利，確保社會秩序與和諧穩定。草案涉及多個關鍵領域，包括人權保障、證據制度、強制措施、辯護制度和審判程序等。 **人權保障**：草案明確將“尊重和保障人權”納入刑事訴訟法，確保司法程序符合社會主義制度，保護公民基本權利。

2、最終，經過審議和多次修改，刑訴法修正案草案在2012年3月14日的十一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閉幕會上獲得通過。刑訴法修正案草案的出臺，標志著我國刑事訴訟法的重大改革和進步。

3、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副主任郎勝表示，此次刑事訴訟法修改不僅完善了證據種類，而且加強了行政執法與刑事司法之間的銜接。非法證據排除是修正案草案中公認亮點 通過制度設計，確立起在偵查、審查起訴、審判階段排除非法證據的程序，是修正案草案中公認的亮點。

中國近代法制發展史——從皇權到人權的演變

1、近代法制是建立在古典自然法學的基礎上，理論基礎為“天賦人權”、“社會契約”，目的是為了以人權對抗神權，以“天賦人權”對抗“君權神授”，以分權對抗集權，以民主對抗專制。在專制主義下，法律是為維護神權和君權而存在的，規定神權和君權神圣不可侵犯，近代為了反對專制主義和封建主義，于是提出人權不可侵犯的近代法制。

2、法律體系的不同：清朝實行的是封建法制，以《大清律例》為代表，強調皇權和封建統治，而民國時期則實行的是近代法制，以《六法全書》為代表，強調法治和人權的保護。 法律理念的不同：清朝的法律強調維護皇權和封建統治，而民國的法律則強調法治和人權的保護。

3、分析中國古代政治制度演變的趨勢，首先需要關注其歷史發展的脈絡。 從夏商西周到春秋戰國，我國政治制度經歷了從神權政治到人權政治的轉變。 春秋戰國時期，諸侯爭霸，禮崩樂壞，王權衰落，奠定了后世政治制度的基礎。 秦朝統一六國后，實行中央集權制度，強化皇權，這一制度影響了后世兩千多年。

4、特別是到封建社會后期，更嚴重地阻撓了以商品經濟發展為前提的資本主義因素和法權觀念的滋長。以上幾方面的內容在儒家正統法律思想中結成以皇權為中心的有機整體，指導和支配中國封建立法長達數千年。這在世界所有法系中都是絕無僅有的。

5、第四章至第七章分別關注皇權與行政法、家族傳統與民權民法、商事立法的近代化以及刑法改革的進程，從不同角度揭示了法制的復雜性和變遷。第八章與第九章則集中討論了司法訴訟制度的近代化，包括司法體制的演變、訴訟法制的從獄訟到訴訟的轉變，以及監獄制度的改革。

6、①古代中國的法制特點：在古代中國封建君主專制社會下，皇權至尊，皇權高于法律（或法自君出、法律代表君主的意志），古代封建社會的法律實則為了維護封建君主的統治專制而存在。；儒家思想為法律的基礎；禮法并用；②而近代西方：為了維護資產階級的財產私有制，保護資產階級的財產權利。

《析制約我國刑事辯護制度發展的因素》寫法建議

辯護制度是立法對貫徹落實辯護原則所采取的措施和方法的總稱[1].辯護制度起源于西方社會，它主要經歷過三個階段，即古羅馬的萌芽階段、中世紀的壓制階段和資產階級革命后的發展階段。

根據《律師法》第25條和《刑事訴訟法》規定，律師最基本的職責是維護被告人的合法權益，而不是非法利益；辯護人履行辯護職責的意義，是以在訴訟過程中與公訴人相對抗的方式來實現司法公正，即以制約而求公正。對抗是一種手段，而實現司法公正是辯護的最終目的。

改革開放后，由于政治、經濟、文化等迅猛發展，加之囿于律師執業中層出不窮的制度化障礙，我國《刑事訴訟法》幾經修稿，最新頒行的是2012年《刑事訴訟法》。最新《刑訴法》首次明確了律師在偵查階段可以“辯護人”的身份介入，并且有權依法會見在押嫌疑人、發表辯護意見與申請變更強制措施。

最后，筆者指出，刑事訴訟中的辯護律師權利保障在微觀上受訴訟價值取向，司法人員素質等因素制約，在宏觀上受國家政治、經濟文化及社會交流價值觀念的影響，但是，加強刑訴中的辯護律師的權利保障則是一種國際化的傾向，與我國法制建國目標一致，從而說明沒有律師，沒有完善的律師權利保障機制，就不可能有真正意義上的法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