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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死刑案件審判程序研究》
我國死刑案件審判程序研究
【導師】楊宇冠
【作者基本信息】中國政法大學，訴訟法學，2008年，博士
【中文摘要】：隨著人權運動的蓬勃發展,人權觀念日益深入人心,生命權——人權最基本內容,尤其受到人們的重視。死刑作為剝奪罪犯生命權的最嚴厲的刑罰,在我國的存在是一個現實,并且還將在一段時間內繼續存在。既然我們目前還不能廢除死刑這一對生命的剝奪具有不可逆轉性的極刑,那么,有效地遏止錯殺和體現慎殺,是人權觀念下的一種現實選擇。死刑案件的程序改革既是學者熱議的焦點,也是國家關注的要點,近期出臺了多部有關死刑程序,特別是死刑審判程序的司法解釋。那么,如何通過嚴格的審判程序,對死刑的適用進行質和量上的把關,既是實現懲罰犯罪和保障人權的需要,也是刑法謙抑性原則的要求,更是構建和諧社會的應有之義。因此,死刑審判程序研究無疑是當前刑事法領域最受關注的重大現實問題之一。論文主體結構分為引言、正文和結論三大部分。引言部分對死刑審判程序研究中的基礎性問題,也是較為復雜但又較少為人所研究的“死刑案件”的內涵、確定機關加以深入分析和界定。并且表明本論文將我國的死刑立即執行問題作為研究的重點,通過審判程序控制死刑的適用。正文共分五章,各章主要內容概括如下:第一章概括了我國死刑案件審判程序控制。追溯了我國死刑程序的歷史淵源并分析了其對現代的借鑒意義;歸納了死刑政策及其在死刑控制上的作用,為下文構建完善死刑審判程序提供指引;通過重點分析實體法控制和程序法控制兩個死刑法律控制手段,深刻揭示了死刑程序控制的價值——彰顯程序正義和人權保障。并且,從刑事審判的多方參與性、法官制作裁判的非合議性、刑事審判確定刑事責任的最終性和權威性三個方面分析了死刑案件審判程序控制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概括了死刑案件審判應遵循的基本原則,即無罪推定原則、控辯平等原則、審判中立原則、審判公開原則。第二章是死刑案件第一審程序。本章將死刑案件的第一審程序劃分為庭前審查和法庭審判兩個大的階段。強調了對于死刑控制具有重大影響的制度完善:庭前程序中的死刑案件的管轄制度和證據開示制度,開庭審判程序的辯護保障。同時考慮死刑案件的證明標準問題在死刑審判中的重要性,本文從我國死刑案件的證明標準、留有余地的死緩判決的證明標準進行了比較分析,進而提出死刑案件量刑程序的獨立化。第三章是死刑案件第二審程序。本章從死刑案件第二審程序的啟動談起,突出了死刑第二審程序啟動中被害人的上訴權問題以及強制上訴問題;死刑案件二審開庭是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改革的重點,也是本章研究的重點,從死刑案件二審開庭的必要性、意義、開庭程序、開庭的應對等方面對死刑二審開庭進行了多角度的詮釋。死刑裁判作出后的死緩案件的上訴不加刑、證據不足的無罪判決,也是本章研究的問題。第四章是死刑復核程序。死刑復核程序的性質定位問題是一個統領全章的問題,本文從死刑復核程序的實然性質入手,分析了死刑復核程序的實然性質是具有行政色彩的審判程序,然后分析了死刑復核程序的應然性質,應當是審判程序,相當于死刑的三審程序,但是從我國的現狀分析,死刑案件的三審終審制,只能作為長遠發展目標,我國近期目標應當對死刑復核程序作訴訟化改造,作為向死刑案件三審終審制的過渡。死刑復核程序具有防止錯殺、控制死刑的適用、統一死刑的適用的功能,同時本文又對死刑復核程序功能的發揮進行了理性分析。最高人民法院收回死刑核準權后,對死刑復核程序的具體程序的設計與改造,成為亟需解決的現實問題,本文從死刑復核程序的啟動方式、復核的主體、范圍、方式、審理期限以及復核后的處理進行了全方位的研究,為完整地構建科學的死刑復核程序奠定了基礎。第五章是死刑案件的審判監督程序。本章對審判監督程序中與死刑案件相關的問題進行了重點論述。闡述了死刑案件審判監督程序提起的主體問題;在對一事不再理原則的價值分析基礎之上,揭示了一事不再理原則在死緩案件中的應用:針對面臨死刑的人的申訴權難以行使的問題提出了死刑立即執行的暫緩執行的問題以及面臨死刑的人申訴制度的構建。結論部分指出,程序公正是實體正義的保障,通過正當的審判程序,能夠最大限度地防止冤殺、錯殺,減少、緩解當事人及其親屬和社會公眾對裁判結果的不滿,實現實體與程序正義的統一。審判程序是糾錯防漏,避免誤判錯殺的過濾器。通過法定的審判程序過濾,盡可能地去偽存真,正確適用法律,才能使死刑案件得到公正的審判。審判程序是對死刑裁決權、適用權的制約,通過死刑案件審判程序的立法,使控訴、辯護、審判各種職能充分發揮,保證審判機關能夠在兼聽則明的基礎上,正確行使審判權,貫徹少殺慎殺的死刑政策。'
[img]量刑的平衡機制
量刑活動是一項復雜的司法過程，涉及到量刑標準的統一、量刑根據的裁量、量刑程序的公正、量刑理由的闡明和法官素質的高低等因素的制約。在上述因素中，任何一個因素都可導致量刑失衡。因此，應從多層面建構我國量刑均衡機制，
制定量刑規則統一量刑標準
實踐表明，我國刑事立法尤其是刑罰立法的不完善，司法解釋的相對滯后及立法技術落后，量刑法律標準不明確統一，法官自由裁量空間過大，是導致量刑失衡的根源所在。因此，須完善量刑標準，明確量刑規則，制定量刑細則，為實現量刑均衡提供法律保障。
任何一種實體公正是相對的，它既不能過于具體化，也難以精確化。美國是最早適用量刑指南的國家，但存在過于呆板、復雜和明晰程度低等缺陷，導致法官裁量權過小而聯邦檢察官裁量權增大。相較而言，英國量刑指南更具靈活性。英國量刑指南包括三套標準：一是《總的原則：犯罪嚴重性程度》，確立犯罪嚴重性程度依賴于行為人的主觀罪過和客觀危害或者危險來評價的原則；二是《2003年刑事審判法新刑罰的適用原則》，對《英國2003年刑事審判法》中設立的新刑罰類型的適用規則作了規定；三是《認罪的量刑減讓》，對被告人認罪的量刑折扣規定了一些原則。之后 英國量刑指南委員會又公布了《關于搶劫罪的量刑指南》，對搶劫罪的量刑作出了比較明確、具體的規定。從規定內容來看，英國量刑指南主要采用的是論理敘述方式，重點闡述了量刑的適用原理和法官應該注意的問題。
考慮到我國地域廣闊、人口眾多、發展失衡、社情復雜等具體國情，應選擇具有較大彈性的量刑指南模式。我國可借鑒英國量刑指南模式，先制定有關量刑的具體原則和一般規則，明確量刑根據，確立量刑規則，規范法官量刑活動。然后，對于具備細化基礎的常見罪名再單獨制定具體量刑細則。從各地法院改革情況來看，上海市高院出臺的《上海法院量刑指南（征求意見稿）》值得肯定和推廣。其量刑指南總則由五部分組成:第一部分是量刑的一般規則，第二部分是犯罪數額認定規則，第三部分是量刑情節適用規則，第四部分是未成年人犯罪的刑罰適用規則，第五部分是幾個需要特別規定的刑罰適用問題；分則部分選擇一些常見多發且法定刑幅度相對較寬的罪名作出規定，對法定刑幅度相對較窄及平時較少適用的罪名則暫緩規范。
建立量刑程序保障裁量公正
程序是法律的中心。建立獨立量刑程序，是刑事司法規律使然，也是當今量刑程序模式的發展趨勢。從刑事司法規律來講，量刑是在定罪基礎上進行的，不解決定罪問題，量刑活動無法公正進行。因此，在程序上必須將兩者區分并獨立開來。獨立量刑程序給予控辯雙方更多公開參與程序的機會，從而能夠實現其充分陳述理由和意見的權利，有利于彰顯量刑過程的公開、平等和民主。例如，賦予檢察機關量刑建議權，增設量刑答辯制度，聽取被告人的陳述和意見等。這有利于法官充分了解到控辯雙方對于量刑問題的基本意見和底線，從而避免法官作出偏離控辯雙方量刑底線的量刑結果，引起沒有必要的量刑爭議。同時，通過控辯雙方的辯論和對抗，在某種程度上可以修正、拉近彼此對量刑結果的預期，促進控辯雙方對量刑問題的理性認同。
刑罰個別化是現代刑罰理論的重要理念之一，而刑罰個別化是建立在對被告人的人身危險性正確評估的基礎之上。在混合量刑程序中，對定罪問題的關注往往使法庭容易忽視對被告人人身危險性的正確評估，并且在定罪前評價人身危險性，有易生偏見和有罪推定之虞。獨立量刑程序中既為被告人的人格社會調查提供了機制保障，而且有利于法庭通過舉證、質證和辯論充分關注到對被告人人身危險性的正確評估，從而為刑罰個別化的公正裁量提供了程序保障。
我國獨立量刑程序的建構，應通過修改刑事訴訟法的方式，與其他程序相互整合，把量刑程序與認罪程序、庭前程序、辯訴交易程序相互融合，使其成為刑事訴訟制度的有機組成部分。與此同時，應從理論上明確量刑程序的審理對象、證明標準和程序規則，為量刑程序的實際運作提供理論支撐。
輔之判例制度平衡量刑結果
成文法的抽象與僵化決定了判例不僅是彌補成文法缺失的產物，而且是保證成文法合理化、統一性和可適用性的重要機制。判例來源于社會實踐，是對法律最具體、最生動的解釋，也是對社會生活最及時、最貼切的反映，從而能有效彌補法律與社會之間的縫隙，促進法律的自我完善與發展。
刑事判例能填補法律條文與具體個案之間的溝壑，制約和消解法官可能偏離先前判例之情形，對法官量刑具有“示范”和“引導”意義。因此，建立刑事判例，能夠彌補刑法條文和量刑規則的缺陷，促進個案刑罰裁量之間的均衡性和對稱性，進而達至刑罰裁量的基本統一。
與此同時，借助信息科學技術，建立量刑信息化系統，為法官提供法律、事實和有關量刑實踐的統計數據，可以幫助法官在具體裁量個案時均衡量刑幅度，矯正量刑偏差，實現量刑公正。
闡明量刑理由實現理性溝通
闡明量刑理由具有如下意義：一是保障法官自由裁量權的正當行使。正如法國法學家瑪蒂所言：“不論法官確定刑罰的自由是歷來既有的還是新近取得的，這一自由總有導致判刑不對稱性的風險，解決此問題的一個可能的方法是設法監督刑罰的比例性（等價性），也就是說刑罰的平等性，途徑就是要特別重視判刑的理由。”二是有利于實現量刑公正和均衡。量刑理由的公開，可制約法官自由裁量的任性和武斷，促使法官在具體裁量刑罰的過程中保持審慎態度，注意量刑結果的公正和個案之間的平衡。三是有利于實現法官與當事人和社會之間理性溝通，從而能夠吸收當事人不滿，減少社會公眾誤解，樹立刑事司法權威。
鑒于我國判決書量刑說理較為散亂的現狀，一方面應在刑事訴訟法中明確規定法官負有闡明判決理由的法定義務，另一方面需要對現行刑事裁判文書進行改革。改變當前高度程式化的判決書格式，盡量減少條條框框的限制，給法官說理留出自由發揮的空間。在裁判文書中可將量刑說理部分單列，即用獨立的文段專門展示量刑的證據、事實和理由。量刑理由大致包涵三項內容：一是根據基本犯罪事實和刑法分則的有關規定確定應當適用的法定刑幅度；二是根據基本的犯罪構成（既遂）在法定刑幅度內確定基準刑；三是對已經認定的各種情節作出量化評價，并以基準刑為參照，得出宣告刑結論。具體寫法可因案而異，但以上三項基本內容則不可或缺。在強化裁判文書纏綿量刑理由的基礎上，推行判決書的上網公開制度，接受社會公眾的監督和評判。
加強職業教育提高量刑能力
作為現代社會的法官，不僅需要全面了解現行法律體系和嫻熟地運用法律條文，而且要善于發現法律條文背后的意義和效果，善于彌補法律規范與社會生活之間的縫隙，善于從社會生活中發現、挖掘和提煉生生不息的規則，來消除法律的滯后性和不周延性，從而引導和促進法律的自我完善和社會的和諧發展。法官在量刑平衡中處于主導地位， 是具體刑罰的裁量者。法官的情感因素(道德品質、性格) 、認知因素及其對自然科學、人文科學的理解與了解，都在一定程度上或多或少地影響刑罰裁量。
量刑裁量的綜合性和復雜性，決定了法官既要有系統的法律知識，還要有深厚的法學理論素養，并要掌握相關社會學、心理學、經濟學、政治學和歷史學等其它學科的一些相關知識以及現代科學技術知識。因此，應該圍繞法官職業個性和專業要求，加強刑事法官隊伍職業化建設，強化職業教育和崗位培訓，努力提高刑事法官的專業素養和量刑能力，從而為實現量刑公正和均衡提供智力支撐。
幫助信息網絡犯罪的量刑標準是怎樣的
法律分析：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是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網絡實施犯罪，為其犯罪提供互聯網接入、服務器托管、網絡存儲、通訊傳輸等技術支持，或者提供廣告推廣、支付結算等幫助的行為。犯此罪情節嚴重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處或者單處罰金。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是一種幫助行為的獨立化，其構成要件包括四個。即主體是一般主體，而主觀方面要求是故意的，因為是知道他人利用信息網絡實施犯罪而不阻止，反而為其提供幫助，此罪的客觀方面是為其他人提供了互聯網接入，或者是服務器托管以及通訊傳輸等技術支持來幫助他人進行犯罪。最后則是此罪的犯罪客體，犯罪客體一般是網絡秩序和網絡安全，才可以構成此罪。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量刑標準：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網絡實施犯罪，為其犯罪提供互聯網接入、服務器托管、網絡存儲、通訊傳輸等技術支持，或者提供廣告推廣、支付結算等幫助，情節嚴重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處或者單處罰金。根據我國相關法律規定，對于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立案標準，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1、對于為三個以上對象提供幫助的；2、對于支付結算金額二十萬元以上的；3、對于以投放廣告等方式提供資金五萬元以上的；4、對于違法所得一萬元以上的；5、對于二年內曾因非法利用信息網絡、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危害計算機信息系統安全受過行政處罰，又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的；6、對于被幫助對象實施的犯罪造成嚴重后果的；7、對于其他情節嚴重的情形，行為人有上述情形的，其公安機關即可立案。
法律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 第二百八十七條之二 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網絡實施犯罪，為其犯罪提供互聯網接入、服務器托管、網絡存儲、通訊傳輸等技術支持，或者提供廣告推廣、支付結算等幫助，情節嚴重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處或者單處罰金。
單位犯前款罪的，對單位判處罰金，并對其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依照第一款的規定處罰。
有前兩款行為，同時構成其他犯罪的，依照處罰較重的規定定罪處罰。
如何設立相對獨立的量刑程序
在定罪與量刑審理程序的關系方面，主要存在兩種模式，一種是英美法國家的“定罪與量刑程序相分離”的模式，另一種為大陸法國家的“定罪與量刑一體化”的模式。前一種模式先解決是否有罪的問題，在有罪(定罪)的前提下再通過庭審、聽證的方式決定量刑問題，雖將定罪與量刑分為兩個階段，但層次分明，體現了定罪是量刑的前提，使定罪、量刑具有程序上的充分保障。而后一種模式是通過同一審判組織不間斷的法庭審判過程，既解決被告人是否構成犯罪的問題，又解決有罪被告人的量刑問題。這種方式有利于節約訴訟成本，減少訴訟拖延，但定罪與量刑混合進行，往往忽視量刑程序的作用，也難以避免量刑方面的裁量權濫用的問題。
建立相對獨立的量刑程序，是量刑程序改革的重點。在法庭調查階段，到底什么情況下定罪事實和量刑事實可以一起進行調查，什么情況下可以相對分開調查;對于被告人不認罪的案件，定罪程序與量刑程序如何銜接等，都是設立量刑程序的突出問題。在量刑程序改革試點中，一些地方提出了“量刑答辯程序”的范疇和程序設計，主要是指在法庭審理中，在關于被告人是否構成犯罪的法庭調查和法庭辯論后，由控辯雙方圍繞被告人的量刑情節提供證據并發表辯論意見的程序，即在是否構成犯罪的法庭調查之后，緊接著進行量刑情節的調查;在法庭辯論階段，先就是否構成犯罪進行辯論，再就量刑問題進行辯論。還有一種意見，即在是否構成犯罪的法庭調查、法庭辯論結束之后，如果被告人作有罪答辯，則單獨進行量刑答辯程序;如果被告人不認罪，則由合議庭評議是否構成犯罪，認定有罪的，啟動量刑程序;如果合議庭作無罪判決，則無須再進行量刑答辯程序。
區分量刑調查與量刑辯論，將之分別置于是否構成犯罪的法庭調查和法庭辯論之后，最大的問題是，在被告人是否有罪尚無確定的情況下，要求控辯雙方對量刑問題舉證和發表意見，違背了先定罪再量刑的訴訟規律。一旦案件被法庭判決無罪，則量刑程序徒有其名，或者完全是做無用功;如果被告人不認罪或者辯護人作無罪辯護，也可能出現辯護人、被告人拒絕對量刑問題發表意見和進行辯論的情形。道理很簡單，一方面辯護方作無罪辯護，另一方面又作從輕量刑的有罪辯護，這使辯護方自身陷入矛盾之中。
既然被告人認為自己無罪或者辯護人作無罪辯護，就說不上什么量刑問題，無罪就勿需量刑，這就可能出現僅由公訴人一方對量刑問題發表意見的情形，法庭對量刑的調查和辯論失去了應有的條件。如果被告人作有罪答辯或者辯護人作有罪辯護，在這種情形下，分別在定罪調查和辯論之后進行量刑的法庭調查和法庭辯論，則有一定的針對性和意義。但也不排除法庭最終會作無罪判決，如果這樣的話，量刑程序也無存在的必要。正如有的學者所言，由于定罪與量刑活動之間存在很大差距，因而應當將定罪程序與量刑程序適度分離，這是必要而且可行的。尤其是對被告人不認罪的案件，有關犯罪事實和其他量刑事實的調查、定罪與量刑的辯論應當分開進行。
在此認為，比較理想的方式，應當是設置相對獨立的量刑程序，即在定罪法庭調查和法庭辯論之后，經合議庭合議認定被告人有罪，再啟動量刑程序，單獨就被告人量刑的事實、證據和情節進行調查和辯護，由控辯雙方提出量刑意見，并圍繞量刑意見進行舉證、質證和辯論。這樣符合只有定罪才能進行量刑的訴訟規律，避免無罪案件再進行毫無意義的量刑答辯，同時量刑的事實和證據與定罪的事實和證據有很大的不同，避免量刑情節、證據干擾定罪的調查與辯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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